【4pxhk】美國智庫觀點摘編第28期(6.9-16)

2020-06-18 來源 : 瀏覽數:


美國智庫觀點摘編第28期



目錄

政治外交

理解不尋常:COVID-19時代理解社會問題的新方法

Covid-19後的拉丁美洲:是否一如既往?


社會文化

美國曆史提供了警察國家的另一種選擇

自由主義應對騷亂的方法重複了過去的錯誤

免除首付和補貼抵押貸款並非是為了社會正義

經濟發展

社保會破產嗎?

經濟學家要求就阿根廷主權債務進行真誠談判

軍事安全

AI軍事應用的風險、優勢和治理困難

特朗普突然從德國撤軍意味着什麼?



政治外交



理解不尋常:
COVID-19時代理解社會問題的新方法


CSIS發表文章指出,在當前大流行的背景下,不僅是世界各地的社會生活受到衝擊,學者對政治和秩序的看法與研究方法也將會發生重大變革。


毋庸置疑,COVID-19徹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它也暴露了國際治理框架中的弱點,削弱了民眾對聯邦部門的信心,甚至已經開始改變未來幾年的經濟格局,加速全球範圍的社會動盪。從政策分析的角度來看,新冠肺炎以某種方式從根本上擾亂了幾乎所有區域的各行各業。亞太地區平衡逐漸不穩定,長期以來有關隱私和人權的政治假設也消失殆盡。我們最終適應了這種新狀態,學術上也是如此,我們對國際政治制度的長期假設和預測也應該發生相應的改變。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帶給我們的主要認知有如下三點:

1.國際突發事件會造成前所未有的新的挑戰

2.國際公共事件有可能會固化已有的矛盾或者挑戰

3.儘管世界在大變,也有未變之物:工業化進程,全球化進程和全球治理的發展進程沒有停滯。許多挑戰的出現證明了全球化的力量和效率,一個國家越來越難以單獨應對挑戰。

作者認為,未來的出路和正解不太可能存在於陳舊的做法中,新的問題自然需要用新的方法去解決,新的機遇應該會寓於其中。


摘編:陳天

時間:2020年6月11日星期四

原文標題:Turn and Face the Strange: Research Approaches in the Age of Covid-19

作者:Nicholas Harrington

文章來源:CSIS


Covid-19後的拉丁美洲:
是否一如既往?


6月11日,里斯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安德烈斯·馬拉穆德(Andrés Malamud)發文認為,大流行不僅沒有改變反而加深了已有世界趨勢。拉美地區面臨更多挑戰。

(圖片來源:The Dialogue)


在COVID-19發生之前,世界越來越多極化,拉美各國之間的結構異質化、政治碎片化越來越突出。更重要的是,隨着中國影響力日益增長,中國與美國和拉美國家之間的合作與衝突的走勢如何還懸而未決。

大流行不僅沒有改變反而加深了這些趨勢。在全球範圍內,我們看到了日益凸顯的多極化(increasingly multipolarity),遭遇失敗的多邊合作(failure of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和中美之間的權勢轉移(Sino-American power transition);在拉丁美洲,我們觀察到結構異質性(structural heterogeneity),政治碎片化(political fragmentation)和地緣政治相關性較低(geopolitical irrelevance)的趨勢

日益凸顯的多極化。美國在逐漸衰落,中國在逐漸崛起,歐盟在努力生存,俄羅斯在努力保持影響力。這四個行為體在全球食物鏈的頂端。印度可能會慢慢加入這一行列。疫情的爆發並非是這些趨勢的轉折點,而是加速器。另外,還有日本、澳大利亞等中等國家,中東和中亞兩個大國爭奪地,大型無組織的外圍地區——非洲和拉美。

遭遇失敗的多邊合作。這次疫情中,聯合國這種政治型組織要比世界衞生組織這種職能型組織反應差。從這次疫情中可以得出兩個經驗:職能型合作要比政治型合作有效;政治和職能的分離可能導致拉美需要在中國和美國之間做出選擇。

中美之間的權勢轉移。這可能會改變拉丁美洲的遊戲規則。當然,戰場不是在軍事領域。中美可能會開發出部分不兼容的技術標準和技術網絡。另外,美國可能會繼續保持軍事霸權地位並控制全球貨幣,而中國將確定商品價格並決定大量外資流動。作者認為,對於拉丁美洲國家來説,多元化合作策略也要比選擇一方更為可取。

結構異質性。這意味着同樣面臨的事件,如大流行,不會以相同的方式影響每個國家。另外,儘管發達國家面臨健康和經濟的雙重危機,發展中國家面臨三重危機:健康、經濟和社會危機,而且會不可避免地向政治危機轉化。由於國家類型不同,大流行會加劇相互之間的差距。

政治碎片化。這已經是拉丁美洲的普遍現象。許多拉美國家領導人認為政治型組織優於職能型組織,但區域性組織越來越多卻毫無成效。這使得一些國家拒絕所有類型的區域組織,而尋求域外更可靠的合作伙伴。但移民問題可能是促進國家合作,從而使區域組織發揮作用的一個機會。

地緣政治相關性較低的趨勢。非洲人口發展決定了其可能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非洲的自然災害和政策失誤可能會使其成為一個定時炸彈。因此,非洲在地緣政治上是十分重要的。反觀拉美,人口和經濟增長率較低,也不足以對其它地區產生威脅。所以,拉丁美洲的前景和威脅力都比非洲少。

如今比任何時候都需要國際合作,但這種合作卻難以達成。世界和地區需要新的想法來促進合作。第一步就是要認清現實,瞭解世界。


摘編:陳楠楠

作者:Andrés Malamud

時間:2020年6月11日

原文標題:Latin America After Covid-19: Just as Heterogeneous, Fragmented, and Irrelevant as Before…So Now What?

來源機構:The Dialogue


社會文化


美國曆史提供了警察國家的另一種選擇


6月10日,美國經濟研究所教授羅伯特·懷特(Robert E. Wright)發表文章,針對當前美國出現的要求解散警察部門的呼聲,通過分析美國曆史,他提出了四點或許可行的解決方案。

 

美國人可以在許多方面改革警察部門,使其不那麼暴力,但一些抗議者更進一步,試圖徹底解散他們。憤世嫉俗的人可能會把這一舉動看作是一種策略,目的是將税收用於地方收入再分配項目,同時從州和聯邦警察機構那裏獲取警力資源。完全撤銷警察無疑會阻止警察暴行,但許多人擔心會出現更暴力的替代方案來填補由此產生的空白。

美國的第一支現代意義上的警察部隊於1838年在波士頓成立,此時距《獨立宣言》發表已有半個多世紀。但直到19世紀80年代,也就是從英國暴政統治下獨立一個世紀之後,美國所有主要城市才開始設有警察部門。

為什麼沒有警察的早期美國沒有充斥着犯罪和無政府狀態?

首先,許多人把自己武裝起來,這是他們根據《第二修正案》的最初理解、各種州憲法條款和自然權利原則所享有的權利。其次,法律執行起來很容易,因為當時的法律相對較少,而且普遍被認為是合理的,所以小偷、強姦犯、殺人犯都不能逃脱法律制裁。早期美國的不足之處在於,不允許保險公司開發限制盜竊和財產損失的項目。因此,找不到盜竊保險的企業轉而求助於警察局。

這一切對明尼阿波利斯和其他考慮削減警察隊伍的城市意味着什麼?簡而言之,這種措施會是安全的,只要做到:

1. 政府恢復所有公民的第二修正案權利;

2. 政府廢除無受害者犯罪的法律,如吸毒和賣淫;

3. 政府允許保險公司執行交通法規;

4. 政府承認,在美國,大多數私人財產保護已經由與保險公司合作的私人保安公司提供。

基本上,保險是通過市場力量運作的。保險公司告訴被保險的企業和房主,如果他們採取某些預防措施,他們的保費將會下降。

在沒有受到過度監管的情況下,保險公司往往會有動力提供準公共產品,比如研究、安全測試、搜救船,甚至是路邊援助。可以用同樣的方式提供保護服務,逮捕肇事者並將其直接移交刑事司法系統,同時保險公司自行計算費用。

換句話説,保險公司會有強烈的動機來阻止保安加入工會,當然,部分豁免權不會保護他們的不良行為。他們也會傾向於不去僱傭名聲不好的警衞或前警察。

作者認為有充分的證據表明,將美國人的個人生活合法化、槍支擁有率的激增、鼓勵財產保險和私人保護服務的競爭市場,可以大大改善目前壟斷性的、工會控制的、納税人資助的國家鎮壓機器。


摘編:胡雪楠   

時間:2020年6月10日   

原文標題:  American History Reveals the Alternative to the Police State

來源機構:美國經濟研究所(AIER)


自由主義應對騷亂的方法
重複了過去的錯誤


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死於明尼阿波利斯警方之手後,席捲全國各大城市的騷亂、搶劫和縱火浪潮,與上世紀60年代席捲美國各大城市的騷亂很像。1965年至1968年期間爆發的許多騷亂都是由對非裔美國人的種族歧視以及他們與警察之間的衝突引發的。


哲學家兼作家喬治•桑塔亞那(George Santayana)在1905年曾説過一句名言:忘記過去的人註定要重蹈覆轍。事實上,這一明智的觀察在今天仍然適用。在某些方面,我們正在重温上世紀60年代,看着我們的一些領導人在犯同樣的錯誤。

20世紀60年代的騷亂髮生在民權運動的背景下。非裔美國人對學校教育、就業歧視和住房條件差等問題的抱怨是合情合理的。然而,暴亂地區的黑人壓倒性地反對當時正在發生的事情。在底特律暴亂後進行的哈里斯民意調查中,68%的受訪非洲裔美國人將搶劫者定性為罪犯。同樣比例的人認為暴力損害了民權事業。另一方面,許多白人自由主義者將騷亂與民權運動混為一談,沒有做出任何區分。

然而,如果美國人拒絕將暴力浪漫化,左派將會失去很多,就像自由派在1968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理查德·尼克松當選時一樣。就在上週,特朗普總統説他是法律和秩序的總統。毫無疑問,他希望憑藉這一標籤再次當選,就像尼克松52年前首次當選一樣。

這就是為什麼今天的自由主義者需要聽取前總統巴拉克·奧巴馬的意見:我們不要為暴力找藉口,不要參與暴力。如果我們想要我們的刑事司法系統,以及整個美國社會,在一個更高的道德準則上運行,那麼我們自己必須樹立這個準則的榜樣。

作者認為是時候讓上世紀60年代過時的暴亂意識形態退隱了。騷亂不是抗議的一種形式;事實上,它損害了公民權利的事業,是那些遭受搶劫和縱火之苦的人的不公正的根源。


摘編:胡雪楠   

時間:2020年6月9日   

原文標題:Decoupling Between Washington and Western Industry

來源機構:Independent Institute


免除首付和補貼抵押貸款
並非是為了社會正義


6月11日,美國經濟研究所專家羅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發表文章,指出免除首付和補貼抵押貸款並不能解決美國低收入人羣的住房問題,反而會導致大量房屋被棄,居民生活水平急劇下降。甚至是在住房政策方面最具影響力的議員巴尼·弗蘭克也承認“將低收入人羣推向他們負擔不起的購房之路是個重大錯誤”

(圖源:美國經濟研究所)

國會制定了第235條《美國住房與城市發展(HUD)計劃》,規定政府為低收入家庭和個人提供大量補貼貸款,使其有能力購買住房,併為領取福利的母親提供特別援助。但是對於接收這項福利的大多數人而言,放棄住房要比修理或出售房屋便宜得多,最終導致的結果就是數以萬計的房屋被遺棄在先前的社區裏

這項條款導致底特律社區變成“鬼城”。在業主放棄房屋或違約後,底特律有2.5萬套房屋處於空置狀態。1975年,《芝加哥論壇報》譴責該條款使得“數百個社區走向崩潰…沒有任何一種自然災害能給社區帶來這麼大的破壞。”

1995年,大約41%的黑人家庭擁有自己的房屋,而白人家庭的這一比例則超過70%。克林頓政府堅信種族主義是造成這種差距的罪魁禍首,他們認為住房擁有率的差距將美國分裂成兩個不平等的羣體。於是,克林頓政府向抵押貸款公司施壓,要求他們增加補貼貸款。布什總統也推行了相關政策,宣稱自己將“利用聯邦政府的強大力量”來增加居民的住房擁有率。

然而,補貼貸款的浪潮推動着美國房價的飆升。當2007年經濟開始衰退時,房價下跌,下崗工人無法償還抵押貸款。誠然,克林頓和布什的政策將美國人的住房擁有率提高到史上最高水平68.2%,但在房價暴跌後,該比率又在2016下降至62.9%,相當於將近800萬家庭或個人失去或離開了他們的家園。

在過去十年裏,由於少數族裔的住房擁有率增長最快,黑人和西班牙裔家庭受到的衝擊也更大。次級貸款市場的崩潰給美國黑人的財務狀況留下了一道傷疤,這不僅抹消掉一代人的經濟進步,還可能讓他們在未來幾十年裏都處於財務劣勢。擁有自己的住房不再是美國人通往中產階級的安全之路,尤其對於那些經濟地位較低的家庭來説,借錢買房已經讓他們走向了個人和財務崩潰的道路。然而,此刻政客們卻打着免除首付和補貼抵押貸款的“社會正義牌”而備受讚譽。


摘編:張佳琳

時間:2020年6月11日

作者:Robert Hughes

原文標題:Free Down Payments and Subsidized Mortgages are Not Social Justice

來源:美國經濟研究所(AIER)


經濟發展


華盛頓與西方產業脱鈎


6月10日,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高級顧問斯科特·肯尼迪(Scott Kennedy)發表專欄文章,他認為美國外貿政策偏離了多數企業的利益動向,隨着與中國的摩擦增加,政府和企業之間必須盡力尋求平衡。

儘管特朗普政府沒有公開表示脱鈎,但其對向中國出口高科技產品的各種政策限制、擴大投資限制,以及讓美國公司將生產移出中國、在美國本土製造的要求,實際上構成了一種脱鈎戰略。特朗普政府的目標與西方商業行為之間差距越來越大。

最新證據來自中國歐盟商會(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該商會剛剛發佈了《2020年商業信心調查》(2020 Business Confidence Survey)。該調查是在2020年2月進行的,調查顯示絕大多數歐洲企業不打算離開中國。只有11%的受訪企業考慮將當前或計劃中的投資從中國轉移到其他市場,這一比例低於一年前。在考慮搬遷的企業中,45%的在考慮去亞洲某個地方,27%的在考慮去歐洲,只有11%的在考慮去北美。


COVID-19損害了他們的業務,但沒有損害他們的總體戰略。歐盟商會的報告援引了2020年3月對在華德國企業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多數企業推遲或取消了投資決策,但只有4%的企業考慮將部分或全部生產從中國遷出。


這些發現與中國美國商會的調查結果非常相似。在2020年3月的報告顯示,只有9%的美國企業已經開始離開中國,還有8%的人考慮到搬遷。在今年2月中國美國商會調查中,只有4%的受訪者説他們正在考慮搬出中國,這一比例與歐盟商會的研究報告相似。

也許未來2-3年的核心問題將是:華盛頓可以使用好處和威脅讓越來越多的公司走出中國,或者公司説服華盛頓(和其他國家),留在中國的商業利益不能被取代,或許有一種方法可以有效地減輕各種商業、公共健康和國家安全風險與中國的摩擦。


摘編:胡雪楠 

時間:2020年6月11日 

原文標題:Decoupling Between Washington and Western Industry

來源機構: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CSIS)


美國的外交政策與歐洲裏海能源安全


6月13日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發文指出,南方天然氣走廊(SGC)十分重要,它將阿塞拜疆的天然氣一路運輸至意大利,保證了歐洲一部分能源需求的穩定供給。跨裏海天然氣管道(TCGP)是連接土庫曼斯坦天然氣與現在有SGC基礎設施的必要紐帶,他可以進一步滿足歐洲的能源安全需求,促進地區穩定,推動經濟增長,甚至可以改變地區政治生態。


(圖源:AIER)


2019年,阿塞拜疆總統安全顧問阿利耶夫和阿塞拜疆共和國國家石油公司副總裁Baylarbayov都向美國表示過能源安全的重要性以及積極建設天然氣運輸的態度。按照計劃,TCGP將從土庫曼斯坦陸上獲取天然氣,然後運輸到裏海海底,再注入SGC,TCGP將形成一個新的投資走廊,並吸引人們對海運和電信投資的興趣。同時,TCGP也將為美國出口天然氣運輸、相關化石項目和其他能源工業部門的商品和服務提供重要機會。對於歐洲的能源安全的意義更不言自明,該項目是歐美的共同利益所在。

目前情況下,歐洲依然專注於研發綠色氫,但是綠色氫完全取代天然氣仍需要許多時間,現在只需要歐美做出重要性的政治推動,籌備就緒的TCGP項目就可以開始投入建設,將會許多國家為之收益。


摘編:陳天

時間:2020年6月13日

原文標題:US foreign policy and Uro-Caspian energy security:The time is now to build the Trasns-Caspian Pipeline

作者:Matthew Bryza

文章來源:大西洋理事會


軍事安全


AI軍事應用的風險、優勢和治理困難


6月10日,美國智庫Stimson Center發佈評論文指出,各國軍方正在將AI用於後勤、決策支持、指揮控制甚至致命武器系統的開發。AI這類功能的發展之快和潛在後果之嚴峻似乎已然超過既有討論,然而關於這類應用是否會存在安全隱患、刺激軍備競賽、產生新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仍不確知。在利益相關者之間建立對AI技術的充分討論機制,並提出針對性預案,可以降低風險。為此,2019年8月,斯坦利中心、聯合國裁軍事務廳與史汀生中心合作於聯合國總部舉辦了一場工作坊,以促進利益相關者之間的討論。最後討論認為:人工智能有潛力為個人、社區和國家的福祉和進步做出貢獻,並有助於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議程。但與歷史上的革命性技術一樣,人工智能應用程序將會影響國際和平與安全(尤其是人工智能會被集成到軍隊的武器裝備和指揮系統中)。這期工作坊總結指出:人工智能被應用於軍隊裝備和指揮系統,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尚不明確,這對人工智能治理機制的設計提出了挑戰,這種不確定性會引起各國恐懼並增強風險意識。

(一)AI軍事應用的潛在風險

將人工智能引入國家軍隊的風險極大:(1)致命性自動武器系統(LAWS)尤其受到人們矚目,它同時誘發了安全、法律、哲學和道德風險。(2)軍人還可能會使用AI輔助決策。這可以通過在做出決策時向人們提供信息,甚至可以接管整個決策過程的執行。人工智能提供了難以理解的複雜系統的構造,產生了透明性問題以及知道了系統是否按預期或預期運行的問題。只有在AI設計中充分重視透明度的情況下,才有可能減少這種擔憂。

與會者辯論了人工智能是否可以有效地用於破解、扭曲或破壞指揮控制結構的功能,包括核武器預警系統。值得注意的是,集成多個支持AI的系統可能會使識別命令和控制故障更加困難。對決策速度的渴望(或基於對敵方最優決策快速導入的恐懼)可能刺激軍方迅速根據AI彙總和呈現的信息採取先發制人行動。這種壓力會增加決策者傾向於已知的自動化偏差(包括拒絕矛盾或令人驚訝的信息)的可能性。

更大的問題是國家級軍備競賽的潛力。AI軍備競賽的潛在弊病是三方面的:(1)AI軍備競賽導致高負荷水平的政府財政支出,而優先次序往往倒置且效率低下。(2)AI軍備競賽可能會引發不安全感的螺旋上升,參與者會認為其他人對新能力的追求具有威脅性進而各方陷入安全困境。(3)軍方使用AI工具的開發正處於探索階段,政府和各行業都在努力探索AI的適用範圍。因此,行業和地方政府一級的競爭可能會刺激新的和可能未經過充分測試的功能的快速部署,甚至國家會隱藏AI的優先事項和進展逃避社會監督。

(二)AI軍事應用的優勢

人工智能具有超越傳統常規武器系統的廣闊潛力。它提供了不依賴人類有限決策指揮、抵制人類非理性戰爭選擇、避開緊急情況下高壓導致的決策失誤情況。人工智能系統還具有降低物流和傳感成本並增強複雜系統中的通信和透明度的潛力,如果將其作為設計價值優先考慮的話,人工智能是可以通過更有效地捕捉和預測戰爭行為體的能力和動機,進而維持既有和平議程穩定性的。為管理AI風險,需要技術專家更好地掌握國際關係學知識和政策制定背景。有效的政策制定和負責任的使用也將要求政府和軍方官員掌握AI系統的工作方式,也需要將私營部門納入武器審查委員會。

(三)AI軍事應用的治理困難

AI軍事應用的多邊治理的主要挑戰是其應用方式的不確定性。國際法尚未限定AI的使用範圍及其可能產生的問題。AI技術的快速變化以及缺乏共識規則,進一步放大了AI軍事應用的倫理和安全風險,從而使立法和溝通變得困難。


編譯:徐韡

作者:Melanie W. Sisson

時間:2020年6月10日

原文標題:The Militariz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來源機構:The Henry L. Stimson Center


特朗普突然從德國撤軍意味着什麼?


6月8日,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專家戈登(Philip H. Gordon)發表文章表示,美國總統特朗普從德國撤出近萬名駐德美軍,此舉背叛了美國的親密盟友,破壞了外界對於華盛頓的信心,降低了歐洲和美國的安全係數

文章認為儘管美國政府尚未提供撤軍理由,但特朗普此前已多次抱怨包括德國在內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盟友沒有為歐洲國防支付(他認為)合理的防衞費。最近離任的美國駐德大使格倫內爾(Richard Grenell)曾在推特上表示,美國人不理解“為什麼德國不履行北約義務並幫助西方?”特朗普此舉的目的在於向外界傳達一個信息:美國準備限制花費在捍衞外國邊界的預算開支,廣義而言是減少美國在維護世界秩序上的費用與精力。


(圖源: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對此,德國政界人士紛紛表示“完全不可接受”、“此舉令人遺憾”。德國人認為這是特朗普對默克爾宣佈不會參加七國集團(G7)峯會的報復行為,而今年在美舉行的G7峯會象徵着美國經濟的重新開放。對德國人和任何熟悉外交的人而言,最令人震驚的是特朗普政府沒有事先告知或諮詢德方意見,要知道美國的這個決定對德國的安全和經濟方面有着直接且重大的影響。據最新一項調查顯示,在此之前,德國民眾對於美國總統“在國際事務上做出正確事情”的信心已經降至13%,美國此舉無疑會進一步破壞這種信心。

特朗普聲稱北約的開支“像過山車一樣下滑”,然後推動歐洲人增加捐款數額。但事實上,自特朗普上台以來歐洲的國防支出一直在穩步上升。他將美國的國防支出(超過其GDP的3%)與北約國家的國防支出(其中大多數國家的國防支出不超過其GDP的2%)做對比本身就具有誤導性。而美國絕大多數的國防支出都與北約或歐洲防務無關。

數十年來,美國在德國部署了大批軍隊以遏制外部侵略,支持與盟國的合作,併為部署到世界其他戰區的美軍提供方便。完成這些任務其實並不需要多少美軍,而且經過精心計劃、密切協調和共同商定的裁軍實際上也不一定會損害美國利益。在憤怒的驅使下,美國在沒有計劃的情況下單方面撤軍,這可能會造成災難性的後果。它向盟友和對手發出信息,即美國不再致力於歐洲防務,這實際上是在暗示,對北約盟國的攻擊不一定會得到美國的迴應。美國單方面宣佈撤軍不僅讓德國人和歐洲人深感不安,也讓所有在歐洲有利益關係的美國人深感困擾。


摘編:張佳琳

作者:Philip H. Gordon

時間:2020年6月8日

原文標題:Trump’s Sudden and Dangerous Troop Withdrawal From Germany

來源機構: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排版:俞朵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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